Manchester, Revolution Fan City: A Pilgrimage for the (Art) Proletariat曼彻斯特，革命痛城——（艺术）无产阶级巡礼

我上一次去曼彻斯特的时候，还处于当代艺术忠实信徒的阶段。

当时是2019年，我去是因为一场叫作 “从研究到策展——本土与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当代艺术” 的学术会议，由当时的华人当代艺术中心（CFCCA）和曼彻斯特大学联合举办。博士导师带着我一起去学习——当时，导师说她对中国和中国当代艺术并不了解，正好一起去学习一下。那次行程里，只去看了何翔宇的展览，第二天全天听会，中间午休去了一趟曼彻斯特大学里的Whitworth画廊。整趟行程里，没有任何和当代艺术无关的内容。

CFCCA （Centre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后来改名为esea contemporary——这场改名风波发生在2020年。疫情中，艺术家JJ Chan发出了一封公开信，痛斥CFCCA，“在英国有关‘华人’艺术的讨论中的主导声音是白人的声音”——当时CFCCA的13名工作人员中，12名是白人。更大的问题是，联络艺术家、策展机会被视为在艺术系统里向上爬的资源，早就不再是最初的社区艺术中心时相聚、互助的状态。这封公开信和后续争议， 引发 了CFCCA的被迫重组。

2021年，CFCCA的总监和董事会主席离职。2022年3月，CFCCA正式更名为esea contemporary。“esea”是个缩写，指的是“East and Southeast Asian”（东亚与东南亚）。机构关心的范围扩大了，不再仅仅围绕“华人”或“中国”。虽然22年机构就重组了，但还有很多在英国艺术界工作的朋友在观望着这个机构，它真的改变了吗？一个组织要被认识、被信任， 要被了解它做事情的温度、质地、方式，形成自己的网络和社群，似乎要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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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去曼彻斯特是因为朋友、艺术家袁中天在这个机构做个展。确定要去之后，我下定决心：

我要当个普通游客。

第一个问题是，普通游客咋旅游？打开曼彻斯特官方推介网站，有一些建议，看球赛，逛公园，搞点薯条。我发现了一条步行线路，围绕曼彻斯特的政治、社会和历史展开。突然意识到，“哦，曼彻斯特是个革命痛城！”它是现代工厂的诞生地，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资本主义诞生之地，因此也是劳动人民之城，无产阶级之城，朋克之城，共产主义的诞生地。更别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生活了二十多年，经营父亲的棉纺厂，在这里做《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马克思在1845年跑来找恩格斯，那年夏天，他俩一起在图书馆研读讨论（而我磕了起来）。

6月初的英国北部还有点冷。从曼彻斯特车站出来，我最先看到的是一些黄色蜜蜂的标志。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曼城的交通服务的Logo，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稍显不同的蜜蜂，查了一下才知道从19世纪开始，蜜蜂就是曼城标志，代表这里的勤奋、团结。除了蜜蜂，街上还有许多彩虹旗。一般传统工人阶级多的地方，我都会觉得更硬汉和传统一点，但曼城可能酷儿硬汉也很多。从车站出来，我绕去了Sackville Garden。花园不大，其中一尊阿兰·图灵的铜像。他坐在长椅上，手里拿着半个苹果，脚边也有一幅小小的彩虹旗。

从1948年到他1954年去世前， 图灵在曼大教书，写了许多和人工智能有关的论文。1952年，图灵向调查自己家所遭受的抢劫案而被侦探发现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图灵随后被拘捕、起诉。此前，他曾是二战中英国密码破译工作的核心成员，定罪后， 他所供职的政府密码机构（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将其逐至边缘。看完图灵之后我走去看了市中心的恩格斯雕像。

这是艺术家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花费两年寻找到的恩格斯雕像，发现于2017年乌克兰村庄（Mala Pereshchepina）的农田。此前，曼彻斯特没有对恩格斯的公开纪念塑像。这尊制作于1970年代的塑像在发现时已拦腰截断，柯林斯动员了不少机构和社群，做了很多文书，把雕像运到了曼彻斯特，让它在市中心重新矗立。而2017年，是十月革命后的一百年。柯林斯把这一行动叫做《仪式》（Ceremony）。我拍了一张和雕像的合影，发给爸妈，跟他们说，我来曼彻斯特看恩格斯了。

科学和工业博物馆（Science and Industry Museum）的风格也很硬汉，标牌架在暗红色的钢架上，高耸、笔直、厚重，感觉牢靠而精确。走进展厅，天呐，我很久很久很久没见到这么多机器了，大块的、钢铁的、黑色的、棕色的、带着油污又精密的、让人出汗又让人生出力气的机器。19世纪的自动排版机、机密测量仪器，1948年世界上第一台可以存储记忆的小型计算机“Baby”（虽说很小，但也有几排大铁柜子） ，还有一整片巨大的纺织机。纺织机车间有两三层楼那么高，步道驾在半空，从黑色纺织机的腰间路过，让我觉得自己渺小。我想起20世纪英国的雕塑家Anthony Caro和Antony Gormley，他们用钢、用铁，锻造、强调块头，就像这些机器，也像跟这些跟机器工作的人。

博物馆的第一间展厅有个带劲的名字，“革命曼彻斯特展厅”。革命在这里先指的是工业革命，但是曼城更努力地让自己也高新科技起来，强调这里也是计算机革命的前沿阵地。纺织工人要和机器协同工作，后来这种精细劲儿被带入了制造弹药和操作大型计算机。1948年，世界上第一台可以存储记忆的计算机“Baby”在曼彻斯特大学诞生。当时的存储设备由多个阴极射线管组成， 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灯泡。射线管运行时的光束打在面板上， 每一个点代表0或1，绿色的点阵忽闪着，代表着计算机的运行。展厅里介绍了很多女性：女性程序员Mary Lee Woods（1924–2017）、第一位英国女性工程师 Gertrude Entwisle（1892–1961）、计算机文本挖掘学者 Sophia Ananiadou。从蒸汽革命到计算机革命，贯穿的是对快速、稳定、坚决、精确的追求。

但再往前走，历史回溯，工人的处境就变得沉重了。博物馆花了很多功夫去讲革命中人的处境：19世纪的工厂闷热、嘈杂，许多工人听力受损；纺织工人多是女性和童工，做着重复性的、超长时间的工作； 男性常常是机器维修工，稍一不慎会掉胳膊断腿。恩格斯写，“ 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ancien　régime〔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这几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同样是这样一批人， 美国南北战争时，棉花断供，曼彻斯特无棉可纺，工人下岗挨饿。但当时的一些工人写了信，支持林肯废除奴隶制度。

我走出博物馆的时候，在想工作和劳动在这里是很明确、很急迫、很确切的事。但眼前的曼彻斯特又如此美丽、古典、优雅，到处都是红砖（Accrington）、石雕、赤陶（terracotta）和花岗岩，恩格斯写的臭气熏天的贫民窟早就灰飞烟灭了。而这些巴洛克和新古典的高耸亘古的建筑证明着工厂主积攒下来的巨大财富——它们在今日的阳光下熠熠闪耀。19世纪的棉花从美国南方的种植园来，跨过大西洋运到利物浦港口，沿铁路到曼彻斯特。一朵一朵的棉花在曼城被纺成纱、做成布，再倾销到殖民地去。而与此同时，是大量的农民被吸引到曼彻斯特，在这里成为衣不蔽体的底层无产者。

曼彻斯特的人民革命，放在了人民历史博物馆（People’s History Museum）——这也是英国新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前阵子发表演讲的地方，代表着他的“曼彻斯特主义”政治观念。这个博物馆的名字或许会让人疑问，谁是人民，谁的历史？博物馆大厅一整面贯穿三层的白墙上，印着英国从1600年来为了投票权的政治运动史（Battle for Ballot）。旁边的介绍里，博物馆检讨，这个叙事已经被批评太简化了，而且，2019年博物馆做移民视角的咨询时，博物馆的叙述遭到了更多质疑，有关大英帝国的贸易叙述中，被剥削者的视角没有展现。

人民历史博物馆的特展，“站在前线——百年罢工与团结”（On the Line: 100 Years of Strikes&Solidarity），让我这个打工人心生亲切。展览回顾了20世纪初到现在的罢工、动员和社会震荡。我很喜欢看那些海报和牌子，无一例外，它们都有清晰的大字标题：“黑人工人与贸易会”（20世纪80年代）、“妇女节 撑矿工”（1985）、“谢菲尔德Deliveroo送餐员要求：更好的工资、权利与安全”（2021）。当然，也有美学的部分，比如集会时唱的音乐，游行时拿的道具——2023年在亚马逊公司的工人发动罢工时，他们做了一套机器人服装，因为觉得自己就是被公司当成了机器。

博物馆二楼整层都聚焦工人与无产阶级的抗争，三楼则呈现更广泛的公民和平权运动。我很喜欢那些横幅——它们有时是人们在手中挥舞的旗，有时是被两个人拉开走在队伍前方的布，但很少是挂在高高杆子的帜。它们在街头上蒙过尘，甚至反复修改过，现在在博物馆中继续传递着自己的议程。我在这里第一次意识到，女性、工人、LGBTQ、残障人士在英国的权利运动中，如此紧密支持着对方，甚至会在自己的名字里就写上不同的身份，比如“女同男同撑矿工”（Lesbians and Gays Support the Miners）。边缘者的团结。

带着这种感动， 傍晚，我去了袁中天的开幕。袁中天的故乡在武汉，但在英国已经住了很久，学建筑、做录像。展览叫“Two Improvisations”，双屏录像的名字则是“Two Improvisations: A Punk Musical”。一边是袁中天把自己一贯使用的那些建筑模型抛入镜头，一边是是留着爆炸头的影子在唱歌和弹吉他——那是国内“白纸扇”乐队的陆炎。武汉和曼彻斯特本来就是友好城市，而且都被称为朋克之城。录像里，陆炎的声音影影绰绰，但袁中天很贴心，给了歌词本，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No gay, no art / No art, no pain / No pain, no gain

……

The collector tells the artists / he is the boss/ the big boss / the dominant boss

Artists say to the collector / we are the real bosses

Without us / you are nothing / nothing / nothing at all

我突然觉得，袁中天的作品到了曼彻斯特如此合理。它有关生产者对系统的痛苦，对用劳动换取明日之食的痛苦。但这影影绰绰、听不甚清晰的歌词又如此暧昧——它不是决断的、革命的、正面的，它在开口，又不提供入口。Chris在歌词中的质问，呼应着在之前的录像《野合：第一回》（Wild Act：I）中出场过的美国艺术家朱莉·贝克尔 （Julie Becker，1972–2016)。贝克尔在44年的人生中穷困潦倒。MoMA PS1在她死后为她办了回顾展，标题直接取自她生前写在一幅素描上的字——“I must create a Master Piece to pay the Rent”。

Chris Zhongtian Yuan, ‘Two Improvisations’, 2026. Photo by the author.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esea contempo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