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ATORIAL

WRITING





Double-sided Relationship
– On Tate Exchange


双向关系
——关于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泰特交换项目


TATE MODERN|泰特现代美术馆

ART WORLD Issue 324
艺术世界 324期 

201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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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are courtesy of the artists and Tate Exchange.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text, please contact. 
早上九点钟,Tate Modern媒体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等在了南入口,“是来参加Tate Exchange项目吗?”,我点头,“请乘电梯上5楼”,她往身后指了指。Tate Exchange的第一季项目从去年的9月开始,占据了美术馆新楼Switch House的整个五层。去年的主题是“交换”(Exchange),一系列对话和讲座接连发生,讨论当今社会中人们如何交换友谊、面包、金钱等等。也是借着Tate Exchange,向来不抢头条的学习部门也成了热点,让媒体部门在展览之外又多了一个要挂心的任务。
乍听起来,学习部门的所指可能有些模糊,但如果我说大多数美术馆把这个部门叫作“教育”(education)或者“阐释”(interpretation),你会不会想起一些活动?宣传手册,展览导览,公共讲座,周日下午时家长和小孩子一起其乐融融的家庭项目。这些Tate Learning都有,但还有一些特别的,比如做出了Tate App的数字中心、一个长期支持着十几篇博士论文的研究中心,当然还有Tate Exchange,一个像展览、像互动艺术、像工作坊、又像“观众之家”的奇怪项目。

为了Tate Exchange,Tate Learning的负责人安娜·卡特勒(Anna Cutler)已筹备近十年。此刻她正站在大厅里接受BBC的录像采访,背后一片巨大的货架向纵深铺开,上面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白色茶杯、茶壶和玫瑰花,旁边放有编号但数字并不相连。往远处,这些黏土制作的陶杯和玫瑰花的生产工序在展厅里各据一地,年迈的制花师傅在桌前揉搓着灰色黏土准备做玫瑰花瓣,面庞稚嫩的艺术生志愿者们在长桌前倒弄着流质黏土准备翻模出茶杯,在这里,他们都是艺术家Clare Twomey的“工厂”里三十米流水线上的员工,而观众到来时可以像看展一样在旁边闲逛,也可以登记打卡,套上黑围裙,双手沾点油拿起一坨黏土,跟着师傅们做个愣头青学徒。

Tate Exchange的第二季主题是”生产“(Production),开篇之作Clare Twomey的《工厂》里,人们不仅在劳动中闲聊和学习技能,也可以留下自己做好的物件在货架上,选一个别人做好的物件带走。作品套用了福特流水线的词汇,“工厂”、“员工”、“产品”,甚至开发了一个App跟踪记录参与者的工作流程和时间,但又用人情味十足的师徒共处和互赠手作反对着流水生产线流向的交换方式:大型市场、明码标价。在App上,互换了物件的陌生人可以对话,甚至追踪自己的物品旅行到的地方。Tate Exchange希望营造一个人们可以争辩和交换观点的空间,而这次项目的野心比此前一期的讲座、工作坊更进一步,从无形的观点切到了流通中更可见的事物。它带参与者们思考今天社会中流通如何发生,捡拾起人们在等价交换中遗落的共同浪费的时间,并且让交换发生的空间越出美术馆,进入人们的生活。

“交换”、“学习”,这些听起来新鲜的用词其实反映出美术馆态度的转变。“教育”“阐释”都是单向关系,有点像”启蒙”里神和人的位置,居高临下、拥有知识的美术馆向观众传递着信息。“学习”把美术馆和观众都放在了主语的位置,大家一起探索着根本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Tate Exchange更像是一个愿望,如果“学习”只是把现有的项目换种心态来做,交换则希望人们之间激发出更多新的行动:陌生人啊,让我们谈话吧,一起做点事情。毕竟,我们都对艺术抱有如此巨大的困惑。


Clare Twomey,《工厂》


与安娜·卡特勒的采访
艺术世界: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想读者们一定很好奇你是怎么成为学习部门主管的。

安娜·卡特勒: 我最早学习的其实是电影和戏剧,后来从事了很多不同方向的工作,比如组织过一个国际儿童电影节。但我一直都对教育非常感兴趣,我想这其实源于我自己的政治(politics)——我一直认为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接触艺术和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世界:这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对Tate Learning的理解?

安娜·卡特勒:是的,对我来说这其实有关在一个市民社会里,人们如何一起通过文化照顾彼此。

艺术世界:您在Tate Learning工作多久了?

安娜·卡特勒: 十一年了。

艺术世界:哇,这很久哎。2008年……那其实是Tate Education改名为Tate Learning的时候,是您改的名字吗?

安娜·卡特勒: 是的,我是故意这么做的。当Nicholas Serrota接手Tate的时候,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在教育上,我来到这里时我也收到了很多支持。在我的实践之外,我也是一个研究者,我一直觉得Education对应的是一个严肃的机构系统,博物馆来告诉你教你点什么,这和我所研究的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其实很不相同。我认为学习并不是为了回答问题,而是帮助人打开思维,帮助人们学到对他们而言最好的东西。这其实很需要创造力,但在这个正经的博物馆教育系统里,创造力被渐渐磨灭掉了。所以我希望把保持创造力带到前台来,让人们了解到学习是和人本身相关的。它当然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但也是社交的过程。很多时候我在想,美术馆为什么在做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呢,其实好多都没必要。我们不用什么时候都要准备好回答问题,其实可以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艺术世界:是啊,其实观众之中都藏龙卧虎,而且每个人都有可以分享的东西。特别是在艺术这件上,除去基本事实之外,观点上没有太多对错。

安娜·卡特勒: 对!不仅仅是观点,还有技能和其他许多事情。而且人们在交换的过程中可以学得更好,反正我是从来记不住我被别人告知的事情哈哈,比如高中物理。

艺术世界:我来读书之后记了一堆笔记,其实从来没再看过。反倒是去看展览、和艺术家还有观众聊天让我学到了最多。

安娜·卡特勒: 这其实有关一种必要性:你要去看,去说,去到现场,去用身体感知(bodying)艺术。有些人说,我不喜欢这些。我说,当然可以,但试试无妨啊,试了不喜欢就不做就好了。去年Tate Exchange的一场活动里有个观众,一开始在和工作人员抱怨活动和批评,后来开始加入之后一直留在了现场,后面的约会听说都迟到了45分钟。而且我的确相信人要在开心的时候才能学到最多东西,而不是苦大仇深的时候。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就体会过这种尴尬,所以对在高深讲座里坐立不安的观众很感同身受。我们仍然会邀请非常厉害的学者、艺术家的讲座分享,但我还是想再增添一些事情,让人们都找到合适自己的活动。

艺术世界:Tate Learning在整个Tate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安娜·卡特勒: 哈哈,我想每个部门都会说自己是处在中心吧。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在巨大的Tate中把不同的点之间连线,比如档案、策展、收藏、研究。可能我是带着偏见,但我真的觉得一切都和学习有关,比如我们如何最大化的馆藏,如何吸引更多人来看作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让展示或者说观众的参观变得更加深入——艺术家的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与什么有关,它在表达什么……

艺术世界: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并且准备好一起探索?

安娜·卡特勒: 是的,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奇心。

艺术世界:你的团队里有多少人,他们如何分布在Tate的四个场馆呢?

安娜·卡特勒: 我一共有60个工作人员,其中40个在伦敦,并且分成了7个组。在Tate Modern的话,如果从策展(curatorially)的角度来讲,大概有25个策展人。在伦敦的两个场馆,我们每年有4000场活动。

艺术世界:你们也管自己叫策展人吗?

安娜·卡特勒: 是的,学习策展人(Learn Curators)。这个称谓的确很有意思,我的团队中有很多人之前是策展人或者是艺术家。不过话说回来,策展目前也是一个所指不明的词汇,许多时候你发现原来写着“项目组织”(programming)的地方,现在写着“策展”(curating)。

艺术世界:你怎么看新媒体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呢?这好像是个流行趋势。

安娜·卡特勒: 我的观点是,除非有用,我们不特意用新科技。因为新媒体也是要人们去学习的,很多时候用人们熟悉的方式就可以讲清楚的事,为什么要用更贵、更难维护、要人们重新学习的新媒体呢?我们目前有一些在推进的新媒体项目,但都经过深思熟虑,确保它们是用在了对的任务上。

艺术世界:好了,让我们谈谈Tate Exchange吧。要不要先讲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当初新楼规划时已经要把这里给Tate Exchange了吗,你参与设计了吧?

安娜·卡特勒: 这个故事很好玩。我进Tate的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个楼的建设计划,Serrota很支持公共教育,所以这层楼一开始就是Tate Learning的。我后来也参与了这个空间的设计方案,但是三年前要动工装修的前一天,我到了这里,心里有个声音就说,“不,太不对了,不能盖墙,我需要打通这里!”所以我是到了现场之后否定了自己已经同意的方案,当时Serrota不置可否。但幸运的是Herzog & de Meuron的建筑师把我疯狂的设想变得可以实现了。竣工时Serrota在这里站了一会之后才说,安娜,你是对的。

艺术世界:听起来像个隐喻,你在Tate Exchange这个项目里也是一直在“打墙”,比如说观众和艺术家之间的,观众和观众之间的,一个工作坊和一个展览之间的。

安娜·卡特勒: 是呀,我毕竟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我希望人们和事物都是流动的。开阔的空间里有很多角落可以让人们觉得自在,这样就会有自然而然的对话发生。如果加太多割断,人们就会缩起来。

艺术世界:对你来说,Tate Exchange是什么呢?它在内容组成上是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讲座、工作坊、表演,现在甚至有规模颇大的展览了。但它设立的意义呢?

安娜·卡特勒: Tate Exchange是一个试验性的空间,我们希望这里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共同思考、辩论我们这个时代里重要的问题,通过艺术发现关于生活的新知。而且我们每一季聚集了各行各业里愿意帮助我们的“合伙人”(Associates),比如大学、慈善团体、专业社团等等,所以有非常多社会性的力量涌入了这个空间。

艺术世界:是啊,虽然这里看起来很整饬,但又不太像一个美术馆的白盒子。你觉得这次的Clare Twomey的《工厂》是什么,是展览吗?还是会管它叫,互动艺术、参与式艺术之类的?

安娜·卡特勒: 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我们都太纠结在定义上了,虽然在撰写新闻稿的时候也很头痛,是作品,还是展览,还是工作坊……所以在写稿件的时候我们就先从物理意义上把它叫作一个装置(installation)。对我来说,我觉得只要艺术家的想法是切题的,可能听起来很疯狂,但值得一试。而参与式艺术这些称谓就离大众的理解更遥远了,这些词语更有可能出现在学术文章里。

艺术世界:Tate Learning的项目是直接针对观众的,你们如何评估某一个具体项目的效果呢?

安娜·卡特勒: 首先我们会请外部独立的机构和学者来评估,另外Tate Research下有一个Learning的分支,它们支持着许多对我们自己内部项目的观察和研究。再有每天我们自己项目完成后也都会开总结会的,定量和定性的反思都有。我的一个标准是,绝对不要假装一切都好。如果一个工作坊只有两个人出现了,那肯定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改变。

艺术世界:最后一个问题,你有孩子吗,你如何教育他们?

安娜·卡特勒: 哈哈,有的,而且教育他们太难了。我记得刚送女儿去幼儿园的那段时间,我特别沮丧。我爸爸就跟我说,你要准备好,现实世界里的教育就是这么不尽人意。艺术方面的教育和学习真得很不一样,它没有正确答案,所以一个孩子可以在这里就做他自己,不用担心犯错。

艺术世界:谢谢!


9月28日的中午十一点半,一排人坐在Tate五楼门口,等待Tate Exchange第二季的开始。我旁边坐着一位叫芭芭拉的老太太,87岁了,来得比我早,坐在了排头第一的位置。我问她是不是这活动的粉丝,她说,是啊,我真得是太喜欢这里了,去年第一季时几乎天天都来。她在这附近住了43年,在地价还便宜的时候买下了一栋宅子。Tate Modern彻底改变了这个区域的气氛,特别是Tate Exchange,充分回应了她所在的这个社区关心的事情,这让她愿意到这里来,因为有归属感。我很困惑,问她,大多时候Tate Modern都是作为国际美术馆,或者至少是国家美术馆出现的,很少听人说Tate Modern迎合了在地社区的需求。芭芭拉推了推眼镜,说,这里的艺术不是有关国际的或在地的,而是有关人内心的需求(inner needs of human beings)。

十二点开门的时候,芭芭拉第一个进了现场,说,我先不打卡戴围裙,我就是来看看你们。工作人员喊芭芭拉“亲爱的”,安娜在我旁边说,芭芭拉是我们的明星。



由无家可归博物馆(Museum of Homelessness)主办的活动⸺ “国家状态:无家可归的交流与交换”(State of the Nation: Exchanges on Homelessness),2017 年 4 8 日―9 日,© Tate Phot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