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星星们
202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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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4日
因为想要鼓励像中国“李星星”案里的女生一样被社会欺辱的女性，我花了几天时间写下了自己高中时经受的一次猥亵，在五四青年节那天在微博上发布了出来。发表之前，我本来以为会有辱骂和攻击，但实际上，在许许多多的转发和留言里，我收到了很多很多女性的鼓励。这些温热的话语像是很温柔的拥抱，让我轻轻卸下了内心当中和勇气一同生出的防备。书写是有意义的，连接有可能发生，这些确认在这个动荡的年份里让我尤其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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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一个女生。
十五岁时，我高中一年级，在天津住校。应该是高一的时候，我去北京找好朋友V，大学之前我和V会每个月都给对方写信。那个白天可能是因为她要去上补习班，我于是计划去两个大学逛逛，上午去逛北大的校园，下午去清华，傍晚再和她会合。V的妈妈在清华工作，正好可以接我回家。当时V的妈妈反复确认，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吗？我当时想，迷路了的话，问一个面相和善的人就好了。
当时北大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访客登记，我轻轻松松地从成府路正门进去，到了那个有着飞檐的图书馆门口右拐，因为已经看见了博雅塔，沿着路就走到了未名湖旁边。那时候读《此间的少年》，iPod里还存了榕峰的有声书版本，会在高中自习室里写作业的时候听——我脑海里有模模糊糊的“汴京大学”的地图，读过的戏说故事也让人觉得这里浮动着很多人的记忆。我沿着未名湖慢慢走着，绕过石舫，经过四栋红色的矮楼——它们是燕京大学时的女生宿舍，后来的行政楼——然后我遇到了一个男生，我已经忘记了他名字，他说他在北大的中文系读研究生。
不，或许是我当时手持一张从卖地图的小贩（当时园子里还允许）那里花两块钱买的一张折叠地图，但是已经不太确定自己在哪儿，于是拦住一个学生模样的人问路了——我应该是笑着跟他说，我是个高中生，一个人来看看北大。他介绍自己学的是中文的时候，我一定激动了一下。而当他接着说，可以带我逛逛校园的时候，我应该是开心得不得了，觉得自己运气真好。
我记得——我们——应该沿着未名湖又走到了湖的南侧，那里有片郁郁葱葱的林子，又绕到了静园，那里是文史哲的小楼，然后走到了燕南园那附近，燕南园藏着许多古旧的独栋别墅，树荫下有几只暑热里百无聊赖的猫咪。路上，我和这位学长聊了什么呢，应该是聊了一些书吧，应该问了他觉得这校园怎么样，我们甚至可能聊了聊文学 —— 一些可以想象的对话，基于礼貌，基于我想让自己的文学的热情被看到的虚荣，基于我想得到的话题，顺便讨好一下这位向导。
大概到了一个很像生活区的地方，走路和骑车的学生有许多，他问我，要不要去看看他拍的猫的照片，在他住的地方，不远。“还可以喝杯茶”——他或许是这么说了。
我有些犹豫。
犹豫不是一种有效分析，只是说明这个人脑子不太清楚。我当时在想，这样去别人的宿舍有些危险，万一……但人家陪我走了这么久，拒绝的话会不会显得自己不近人情？再说这位男青年感觉人也不错？我也的确想再多聊聊天，中文系研究生哎，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而且那时候觉得没办法拒绝这位帮自己的人，甚至为没什么可表达感谢的方法而不太好意思。
总之，这不是一种有效的犹豫，或者说，这更像是说服自己忽略察觉到危险。在我犹豫的时间里，我已经跟着他走到了他住处的门口——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那到底是在北大的哪里，好多间平房挨着，他自己住其中一间——难道那是现在已经被拆了的综合服务部的前身？可是我又记得那里分明还有些荒芜，应该不是熙熙攘攘的学五食堂和大澡堂的交叉口。
站在门口，他拿出钥匙开了门。虽然忐忑，我仍然进了门，房间局促但干净，和外面明晃晃的阳光比起来，屋里有些阴。他泡了茶，我很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挪着步子去看他的书架，他递过来一沓自己拍的北大的流浪猫的照片（应该是胶片洗出来的）。我接过照片。他问我要不要坐一下。但是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他说，我可以坐在他床上。我又犹豫了。
但还是坐下了。
他坐在了我旁边。
他喋喋不休，指着照片，说着猫、书和他自己。
他语速慢慢加快。
我觉得不太对。哪里不对呢？仿佛是慢慢感觉到这个进程里我除了好好做一个客人，谢谢他给我泡茶，谢谢他给我看猫的照片，谢谢他让我坐下之外，我没有什么能做的。我当时应该用“哥哥”或者“学长”这样的词来称呼他吧，“谢谢哥哥”，“谢谢学长”，“谢谢哥哥”，扮演着一个天真开朗的高中学生妹，甚至以为自己是聪明的。当他说话语速慢慢变快，渐渐语无伦次，我开始觉得很不舒服，但除了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说着说着，把手放在了我的胳膊上，又揽了我的肩，我的身体突然，僵硬了，没法再说“谢谢”。
说不出“谢谢”的那一刻，才知道在发生什么。
他的声音后来变成了听得见的呼吸，我被按倒了，他的手甚至也伸进我的裤子里。这动作发生得很快，或许，只有——只有十几秒？我还记得自己瞪着天花板，已经是哭着在说，“哥哥，你在干什么”，“你不要这样”，但他完全无动于衷地，手伸进了我的裤子，隔着我的内裤按我的阴部。那个时刻，我感到惶恐又荒谬，感到在压迫我的这个人不是一个人，是一种虫，没有脑，没有眼，没有心。这个虫，我要怎么样唤醒它啊，我推着身前这具身体，喊出来，“叔叔——”
“叔叔，你不要这样——”
他停下了。
然后他把手抽了出来。
我很久没说话。不相信他会停下来。
在那个真空一样的时间里，我突然意识到，是我喊出来的“叔叔”让他停下了。他是以为……自己在和同龄女生……恋爱……吗？明白过来的那个瞬间，我记得自己想笑又笑不出来，好像突然意识到“北大”、“中文”和人的彬彬有礼可以多虚伪，而躲在这躯壳之下的人的灵魂可以多软弱，甚至作恶都要蒙着眼以为自己是“哥哥”就可以了。在我发着抖整理好衣服的时候，他看起来比我还要慌张，似乎不相信自己刚才在做什么。但我不能笑，我害怕惹怒他，心里盘算该怎么样赶快离开这里。
他居然跟我道歉，说他没有控制住自己。我跟他说，我马上要走，有人在清华等我。他似乎想要弥补什么一样，居然把那一沓猫咪的照片拿过来，说我可以选一张，他送给我。我强忍着恶心，真的选了一张，他把照片反过来，找出一支笔，还在后面还写了日期。我跟他说我一定要走了，他居然说，我怕你迷路，我送你到清华。
那应该是最让我崩溃的时候，我拒绝不了，我说了所有的话，不用，不用，我自己走得出去——然而我似乎找不到别的理由来说，请让我自己走，我那么需要一个理由，而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要自己走。他最后还是陪我走了出来，他锁了门，确认我要去清华，他陪我走去博雅塔附近的那个东北门。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在某个时刻趁机逃跑掉，但当时我……我为什么没有跑呢？为什么我没有大喊呢？他慌慌张张地说着话，他显然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但他在扮演着一个“我的朋友”的角色，甚至是一个“恋人”的样子，比他刚刚带我逛校园时更投入了。
荒唐、恐惧、不知所措，这是那段路里我的心情，终于走出了校门，我让他回去，“我可以自己走去清华”。但他还是硬要陪我走着，直到中关村大街的人行立交桥上，我面对着他说，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他居然说，“你照顾好自己。”
我居然说，“谢谢你，我没问题。”
我记得自己按着脚，一步一步走，没有跑，不敢跑，好像还是希望自己看起来正常一些——这似乎是最重要的，看起来正常一些。走去清华那段失魂落魄的路，走了很久，进了校园，我在河边坐着哭了一会儿，想呕吐，但是吐不出来。望着河水，看了很久，觉得应该哭，又哭不出。我记得自己擦了好久的眼泪和鼻涕，觉得没有餐巾纸好麻烦，手好脏，脸好脏。我拿着手机，但是不知道该打给谁。我觉得自己该崩溃，但是我没有，我只是觉得没有餐巾纸好狼狈，要找个卫生间洗脸洗手。
V的妈妈见到我的时候，她看出来我哭过。但我跟她说，我没有，我挺好的。
晚上见到V的时候，也没有跟她说。
我回了天津，继续住校读书。
我在日记里试图写下这件事，但是完全写不下去，不敢想，不知道应该怎么想下去。好多次，想要落下笔，但在日记本上，我打了大大的叉，否定，否定，否定，划掉，划掉，划掉。圆珠笔也能划下很深的线条。跟自己说，正常一点，假装它没有发生过——某种程度上，我暴力地控制自己的记忆，来否定一种记忆里的暴力。
我没有告诉爸妈，羞耻，或许觉得会被责怪，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在很久之后的信里，我纠结着跟V草草提起碰到人猥亵我，没有告诉她这件事发生在我回到她家、和她见面之前。但我记得在回信里，她跟我说她放学的时候也碰到过露阴癖，很恶心和害怕，她的话安慰了我好多，原来这种遭遇，不止我遇到过。
每个人的青春期都有很多事情发生了，这只是其中一件，然而我当时拿不准的是，这究竟是一件大事还是小事？我这样强迫自己忘记这件事、忘掉那个人的名字、忘掉情节，可以吗？还是，我居然没有崩溃，我是不是也有些变态？我可以更开心一些？还是应该更悲伤些？该从哪些地方开始相信生活是确凿的？
我和自己的身体也很别扭。我对性好奇，但又和自己的身体离得很远，常常否定发生在它身上的事，对自己的感受并不信任。自己的目光和经验像是两个镜面之间的反射，没有真实，也没有出口。村上春树在《当我们谈跑步时我们在谈什么》里说他跑步时会在心里念两句话，”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我把这句话抄在便签纸上，贴在书桌的台灯上，在想不下去的时候、没有力气再去想的时候，我也在心里念叨着这句话，让自己，不要想。
2
两年多之后，我考去了北大。报志愿的时候在想，那个人应该毕业了吧？等到我去了那里，我意识到那个人应该不记得我了，而我早就在脑海里逼着自己擦除了这个人的脸孔和姓名。去图书馆，经过燕南园，看到那里的猫，我大多数时候也不会想这是我十五岁时曾经走过的路。虽然，在校园里游荡时，我仍然会时不时想要把记忆里的图景再召唤回来，再让它更清晰一些。一个疑问盘桓在脑海里，我想找出那个人的宿舍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它已经被拆了吗，它消失了吗，那个人还在吗？
北大里面的基建太快太多了，我没有再找到那片荒芜的平房，有时候甚至觉得曾经发生的，的确没有发生过。
在这两年之前，我很少很少和朋友提起这件事，只有在非常沮丧的时刻，和一两位恋人提起过，但仍然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短暂的经历，以及我和这段经历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我成长过程中的大事，我只是难以启齿，难以找到让我舒服的“说话方式”去讲述它。但每次回到故乡，在家中装着零零碎碎的纪念品的纸盒里，看见那里还躺着一张照片，一只趴在燕南园的灰墙上的橘猫的照片，我的确觉得难受。又觉得我要是再难受，橘猫也真是无辜。
已逝的林奕含在采访里说，她花了很久很久，找到了一个暂时还喜欢的“说话方式”来写《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羞耻让诉说变得艰难，但还有更多艰难之处。奕含讲到，这个故事除了显而易见的强暴和虐待，思琪心中有“爱”，甚至最后还有“性”——她一定反问过，在这暴力之中，是否自己也“爱”过，也享受过性？而这里除了那一开始的引诱与爱慕，在她经历的长时间的暴力之中，欺骗自己让自己以为在“爱”，其实是一种暂时可以让自己好受一些的方式。
拿美好的词语来掩盖扭曲的感受与经历，主动以自身的欲望去扭曲词义，是林奕含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有新意的地方——“用歧义而非用其词义”。说实话，我阅读时也同意一些文学批评者的看法，觉得她对譬喻的使用和对词语的故意误读并不新，但林奕含的写作所要求的批评恰恰不是一种停留在文字感性的批评。这个故事、这本小说要求读者去做的，是理解林奕含带着生命经验在书写这个行动本身，理解作者为何对“误读”和“歧义”如此看重，理解在作者刻意突出的语言形式里蕴含着怎样的政治（politics）。书中的李国华和房思琪，都在误用着文字，前者讲着情话施暴、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爱得正当，后者用误读帮助自己承受暴力，但短暂的自欺抵不过生命遭受的蹂躏。而林奕含尝试去书写这场旷日持久的暴力时，她的关注点之一就是在暴力发生的过程中语言和文字本身经受的摧折——她把词汇的歧义一个一个地如念白一样砌在节奏里，甚至有时略显生硬。她想让读者意识到歧义背后，一面是李国华这些人对语言的暴力——太轻蔑了，才那么轻而易举说着话；另一面则是思琪极端的痛苦，施暴与忍受都成为了日常，她必须要扭曲无辜的、平淡的、正常的词语，去显出这荒唐。
我是幸运的，没有在林奕含或者星星的处境下长大，但十五岁时那次短暂的名校拜访，的的确确加重了一些怀疑，对中文，对文字，对人与人的交际，对自己，对说话的人。那个中文系研究生喋喋不休，而我命令自己闭嘴、不要再想——前者的顺畅，我的艰涩，都让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如果这整件事还有什么让我留下了一些信心，应该是我意识到，语言于我其实是救命的——我喊出的那声“叔叔”，对那位研究生来说，或许是“不要乱伦啊”这样的意味吧。这声“叔叔”打破了他自我编织的、平滑无缝的、自以为在与少女恋爱的叙事。
这声“叔叔”也是我记忆中唯一确凿的片段。我记得那时喉咙发出这声音时的颤抖、视野里白色的天花板，还有意识到它让我得救之后、可以再次呼吸时的不可置信。我记得住，并不是因为我得意于这自救，而是因为这个时刻太尖锐了，它承受住了我之后对记忆所作的掩埋和删改，却仍然那么清晰。唯有叙述它时，我不会加上“可能”“也许”和“大概”。在我这几天试图把这件事拼凑出粗略的形状时，我也时不时要拿出这个词，像磁石一样，等待更多的记忆碎片被它召唤着、浮出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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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转载李星星的报道时，我回想起自己这段经历，发现好像可以平静地提起它了，而且想到那声“叔叔”，居然能笑着咂摸其中的幽默和荒谬，那应该是时候去讲述了。写之前我把林奕含的采访视频又看了一遍，她说自己“无心也无力改变社会的现状”。但我想趁着自己觉得可以说出来的时候，让这个社会改变一些，甚至就从改变女孩子们开始吧——希望你们可以不用等待那么久，不用费太多力气，就可以开始说——
“我今天碰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恶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