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to Do in a Laughable World? On Shiliu’s “A Fluffy Jest”在可笑的世界里，做点啥？

为石榴个人项目“毛绒玩笑”（A Fluffy Jest）而写。ART021 2023，小杉画廊 Fir Gallery 展位 E1-05，上海展览中心，2023年11月9日—12日。

想象一下，如果你不是美院毕业后等待画廊给你第一次个展的艺术家，而是任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还会做艺术吗？初次听到石榴先创业再重回艺术界的经历时，我想到的是，该有多少年轻艺术从业者羡慕这不用管艺术界的自由。但再把这自由拿在手里掂量，如果不只是要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艺术家，如果今天要为了比自己更大的事、比自己更多的人做一些艺术，这样的创作会是什么样的？

我抱着这样的兴趣观察了石榴的创作。石榴最初在布朗大学修习艺术。当初她在罗德岛艺术学院上课，从油画开始，后来去伦敦的圣马丁学院交换时开始了每日穿旗袍的项目。在异域中，这是她与自己的少数族裔文化身份相处时的高调实验，既反映出微妙的身份政治（文化符号作为对象与策略），也乘上了社交媒体兴起的东风。然而，这场持续一年的项目反而让她回国开启了八年的连续创业，进入了面向大众的消费品行业。在创业结束之后，不到30岁，石榴拥有了自由去想做她真的想做的事，艺术也从念念不忘变成即刻行动。但在她的谈论中，艺术很少是经典的西方艺术史，也不再是懵懂地介入某个文化符号；她也很少提及对艺术机构和系统的批判，不会大谈特谈艺术媒介的本体论。她的艺术创作的来处和去处，基本是当下的中国社会情境，以及其中的人群。

她明确说明，虽然从小就想做艺术家，但现在回来做艺术，其实是因为脱口秀说不下去了——在创业里见识了社会与人性复杂后的石榴，一开始选择了辛辣讽刺的脱口秀，来穿刺这假面社会；但审查严厉，红线一降再降，本来能抖的包袱全都要拐歪抹角。与其如此，不如回到视觉艺术。也因此，她的创作仍然全部服务于她想传递的感受——是的，脱口秀的精妙（或慷慨）之处在于，它并非要用清晰的观点说服他人，而是邀请眼前的芸芸众生在哄堂大笑的那一刻共情彼此，笑对世间无处不在的痛苦和无奈，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复杂或不值一提。在当下这个阶段，不管石榴用绘画、行动、摄影还是装置，这些可供调遣的媒介对她而言，仍然是一种对社会的即时评论，为观众制造一场脱口秀一般的体验。她的作品里也都藏着包袱，不过留给你会心一笑的时间不只有三秒。

“毛绒系列”画作变形了一系列熟悉物体的形象：它们的某个部位被套上了（或者，它们主动长出了）可爱的——有时是有点瘆人的——绒毛。乍看起来，它们会让人想起达利的《龙虾电话》（Lobster Telephone，1938）或者马格丽特的《图像的背叛（这不是一个烟斗）》[The Treachery of Images (This Is Not a Pipe)，1929]。石榴的画中都写上了句子，但这些句子并非马格丽特式的否定，而是源于真实场景。它们曾被一字不差地说出。

比如《这里头没时钟》（There was no clock）里，石榴将这个句子写在了一棵毛绒绒的绿色仙人掌旁边。标题源于2019年加拿大人权博物馆（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为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举办的展览“为自由而奋斗”（Struggle for Freedom）。展览并未仅仅展示曼德拉为废除种族隔离所作的努力，还设置了一间长2.43米、宽2.13米的房间——在曼德拉被监禁的27年中，有18年时是在这样一间没有窗户的牢房中度过。观众被邀请进入这个房间独处27分钟，体会曼德拉的27年。其中一位体验者在事后采访里说，“这里头没时钟”（There’s no clocks），“你不知道门会什么时候再打开。”但这句语法出错的话被石榴挪用进作品之后，仙人掌这种本来带刺的危险之物长出绿色绒毛后如同麦克风，正轻轻发出炸裂之语，“这里头没时钟”，你死不了，只能自己折磨自己。石榴在这一系列中节选出的语句碎片往往平平无奇，但在原始语境中，它们指向了家暴、杀戮、强奸等等。语句模棱两可，正如潜藏着暴力的日常。而这和石榴想借绒毛所说的一样：人性从不平滑。

相比之下，用摄影图像来做的“芭比系列”在逻辑上要直接很多。既然没有乳房的芭比娃娃在网络平台上会因色情被审查下架，那便就驴下坡，和其他人一样给该打码的地方码上，让芭比重新上架。石榴的打码方式是将标语贴在胸上，或者用不断缩小的芭比图像覆盖胸部至最终不可辨认。这场玩笑里当然蕴藏着巨大的愤怒。

《处女座》的图像是蓝紫色的夜空中的一片繁星，但仔细瞧，能在夜色里看到无数叠放着的裸体芭比，星星便是ta们若有乳头与阴部的话，这些器官会在的位置。在这幅作品里，愤怒不得不让位了；当如此多女性的身体横陈交叠、面目模糊时，哀戚更大。这些星星或许不仅是打码之用，它们也标记出偷窥者眼里的精光。

临近展览开幕，石榴突然在夜里冲去北京的科技园区，在字节、阿里、微软、京东的大楼上投影了迅速跳动的交通标识——被红色圈起来、划掉的黑色大字“停”。“停”字在建筑物的表面狂奔不止，红色圆圈犹如被欲望施了诅咒的红舞鞋。虽然被保安追赶，但石榴兴奋极了。这种冲去街头的渴望，让我想起1989年中国美术馆建筑上的交通标识“不许掉头”；石榴显然并没有要引用这一事件，但这种在公共空间中利用图像发表评论的作法，直接回应着社会现实。当年，市场化浪潮即将到来；今朝，疫情后人们疲于奔命。虽然在我看来行动和录像本身就已完备，但石榴先将“禁停”标志画成一幅画，似乎说明，对她而言工作室与街头密不可分，就像脱口秀和她的作品仍是一体。只不过先看看哪个先准备好，哪个此刻能上场。

目击石榴准备展览的过程带给我了很多快乐。她的创作里还有很多不精确的部分，在创作和展示的路径上还刚刚起步。但她确信地知道，自己要去表达，要去创造表达，而这一过程让她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在这一两年，我常常觉得，艺术行业里的艺术其实很小，社会、世界要比那所谓“大写的艺术”大很多——像贡布里希说的，所谓的“大写的艺术”（Art）也不存在，日常生活里的创造才最真切。石榴带着她对世界的一兜见解而来，而她的创作也随时准备好和观众唠唠社会。如果说艺术是石榴的再次创业，我祝愿她能一直广阔。